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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洛西最近又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这位因为执意窜台而严重破坏台海稳定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在结束亚洲访问回国后不久就有媒体爆料,她执意挑动两岸对立、破坏中美关系的“乱台之旅”不仅充满政治算计,还夹带着经济私利:她的小儿子小保罗不在美国代表团的官方名单中,却出现在其亚洲访问行程中。不仅如此,有确凿证据显示,小保罗是在亚洲有大量投资的两家矿业公司的高管,佩洛西涉嫌利用职务之便为其家族提供商业利益。

事实上,不仅儿子涉嫌利用佩洛西的政治地位谋取商业利益,佩洛西本人也因与其投资家丈夫“教科书”般的政商勾结而饱受诟病:她的丈夫刚买入微软股票,微软就获得来自国防部220亿美元的订单;刚通过行使看涨期权购买了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股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就审议通过《终止平台垄断法案》;刚购买了半导体公司英伟达的股票,国会众议院就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为半导体企业提供527亿美元补贴和额外税收抵免一系列踩点极其精准的投资,令夫妇俩的资产急速膨胀,收益率远超“股神”巴菲特,因而被投资界戏称为“国会山股神”。

尽管家族政商勾结的劣迹早已被美国媒体报道并引发民众不满,但这丝毫没有妨碍佩洛西担任国会议员长达35年,并于2007年担任众议长。当时,她曾被美媒视为“离美国总统宝座最近的女人”。2019年1月,佩洛西第三次当选众议院议长。直到目前,82岁的佩洛西仍想竞选连任众议长。这表明,美国并非其自我标榜的“民主灯塔”与“法治典范”,相反,其国家治理机制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政治精英利用自身地位获取不正当利益却免受法律惩罚的制度性腐败,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所谓“制度性腐败”,是指由制度性安排缺陷所形成的腐败,是政治腐败的重要原因。它突出表现为以下两个特点:一是通过制度性安排将腐败行为“漂白”,为其披上“合法”外衣,从而逃脱法律制裁;二是与其他类型的腐败交织,腐败关系勾连复杂隐蔽。因此,制度性腐败对社会公平和法治基础构成“隐性但却是颠覆性”的破坏。

以佩洛西丈夫“精准踩点”买卖股票却不受法律惩罚为例。2012年,美国颁布了《停止利用国会消息交易法》,规定国会议员不得利用职务获取的非公开信息交易股票获取私利,议员必须持续定期向众议院提交自己和家人的炒股记录。因此,从操作上看,只要佩洛西依该法规定向众议院提交其丈夫的炒股记录,并否认对他透露过任何内幕信息,其远超巴菲特的投资收益就是“合法”的。

美国的制度性腐败还表现为权力很难得到实质性制约和监督。例如,尽管此次美国媒体指出,没有任何政府职位的小保罗花着美国纳税人的钱,跟着众议长母亲到亚洲转了一圈不仅不妥,更牵涉商业交易。但佩洛西对此矢口否认,称小保罗在其亚洲之行的角色仅是自己的“陪护”。她甚至高调反呛媒体:“我为他与我同在而感到自豪,这对我来说非常好。”面对这位气势逼人的美国政坛三号人物,号称有强大监督权的美国新闻媒体又能奈之若何?

美国政治中的“旋转门”现象,也是制度性腐败的重要表现。在美国,从总统到各级高官,不少人在从政前都有在大企业当高管的经历,而当其离开政府职位后,很容易获得高额演讲费、咨询费、专家费和项目费等。离职高官还常常利用在工作中形成的关系网和利益链,在企业、律师事务所、智库以及其他机构谋到薪水丰厚的职位。近年来,这种“旋转门”现象愈演愈烈:特朗普任内的首任国务卿蒂勒森直接从埃克森美孚公司高管位置上“旋转”而来;财政部长姆努钦来自华尔街投资银行高盛集团;国防部长埃斯珀曾是军工企业雷神公司高管;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辞职后成为赞尼特收购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这些腐败现象产生的本质原因,是美国国家治理体系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内生缺陷:从制度安排上将政治与利益集团的腐败交易“合法化”。可见,制度性腐败在美国长期存在并愈演愈烈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制度”二字。明明是彻头彻尾的腐败和赤裸裸的公权私用,但只要有“制度”这个保护伞,不法勾当就成了合法行为,徇私腐败就变得冠冕堂皇。美国在民主与法治的外衣下内嵌制度性腐败的“精巧之处”,即在于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佩洛西此次窜台,不仅进一步破坏了中美关系,也让世界看清了自诩为民主和法治典范的美国如何深陷制度性腐败的泥潭而无法自拔。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的法律拿佩洛西似乎没辙,但中国已对这个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破坏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美国政客实施了法律制裁。近日,外交部宣布,针对佩洛西的恶劣挑衅行径,中方决定,对佩洛西及其直系亲属采取制裁措施。不知这名家族利益广泛涉及亚洲及中国的美国政客,在听到中方的制裁令后,是否会意识到面对法律终究要付出代价?(作者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